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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而事前审查实际上是立法过程的一部分，完全脱离案件和情境，只能采取所谓的文面判断的方法。

我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些人大代表作为其他依法履行公职的人员，行使了公权力，所涉嫌的行贿受贿罪损害了公权力的廉洁性，理应受到监察机关的监察。

根据查处的情况，2013年1月辽宁省第十二届人大第一次会议选举全国人大代表过程中，有45名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拉票贿选，有523名辽宁省人大代表涉及此案{15}。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摘要】 为了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监察委员会就要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监察委由人大产生，理应对其负责，受其监督{5}238。

例如在前述编号为黑龙江省肇源县人民法院(2018)黑0622刑初63号的赵某某1等受贿案《刑事判决书》中，肇源县监察委员会在对县人大代表赵某某1采取留置措施之前，就先行获得了县人大常委会的同意。从域外的情况看，按照议会自律原则的理论，监察机关一般不将代议机关的议员纳入监察对象之范围。[17]最著名的案例当属2003年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种子法判决。

《立法法》99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修改如下：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或者案件当事人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的六个月内，如果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把所有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依法撤销和纠正违宪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禁止地方制发带有立法性质的文件。四是针对一些地方规范性文件随意减免税收、突破法律的问题，与有关方面共同开展了专题研究。[22]《德国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规定，当联邦法律或各邦法律与本基本法在形式上及实质上有无抵触或各邦法律与其他联邦法律有无抵触发生歧见或疑义时，经联邦政府、邦政府或联邦议会议员三分之一之请求，联邦宪法法院有权裁决。

[23]《德国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规定，法院如认为某一法律违宪，而该法律之效力与其审判有关者，应停止审判程序。当事人认为自己的权益受到实际侵害，必须先向相关的法院(如行政法院、劳动法院、民事法院等)提起法律诉讼，形成具体的法律案件。

宪法序言最后一段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34]姜明安：《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页。[41]罗豪才主编：《中国司法审查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24] 3.法国型之宪法委员会审查制下启动主体资格理念 依据法国宪法的规定，其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分为三种情况： (1)法定的事前必经的预防性审查。

即赋予案件当事人和审理案件的法院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资格，其理念与德国的具体案件审查是相同的。[28]另外一种可选择的方案是，审理案件的法院将法律规范合宪性疑义逐级提请，最终由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要求。[33][日]芦部信喜编：《讲座：宪法诉讼》(第1卷)，有斐阁1987年版，第330—334页。(2)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裁决、行政调解等途径获得法律救济。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

[12] 依据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我国的法律体系内部根据效力位阶依次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19] 二、限定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 （一）我国关于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的规定 现行宪法未明确规定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的主体。

从操作的层面看，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 第一，关于国防和外交行为。[6]2003年，在孙志刚事件发生后，三位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毕业的、任教于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的俞江、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的滕彪和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的许志永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提出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在没有发生具体案件的情况下，任何人无权向法院提出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请求，法院也无权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在宪法之下，由不同效力位阶形式的法律、法规等构成一个统一的规则体系，并以此规则体系形成统一的秩序，即宪法秩序。前面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章。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盛洪、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萧翰和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何海波五人也以公民的名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71条的规定，启动特别调查程序，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对孙志刚案以及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进行调查。

《宪法》127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最高审判机关。换言之，当事人只有在提供法律救济的机关作出最终决定之后，认为其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文件违反了宪法，才可以提出合宪性审查诉求。

如在2015年上半年发现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1月30日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存在明显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问题，经沟通督促，最终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具体处理意见。宪法制裁主要有三种情况：(1)合宪性审查机关对于违反宪法的法律文件，通常的制裁形式是撤销、废除、改变、确认无效、不予批准和拒绝适用。

必须依据宪法制定法律、行政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地方性法规、规章及授权法规等，因此，我国绝大多数法律的第1条明确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宪法与国家前途、人民命运息息相关。

苗永军律师就最高检附条件逮捕文件提起备案审查建议。[4]2017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公开多起备案审查案例，受到社会广泛关注。[35]归纳起来，国家行为免受司法审查的原因主要有：(1)政治问题通过政治过程由国民作出判断，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过程解决法律问题，司法机关不承担政治责任，也就没有介入政治问题的权力。同理，法律权利是宪法权利的具体化，法律权利受到了保护意味着宪法权利受到了保护。

如前所述，在法国型下，目前仍然不允许公民个人在穷尽法律救济之后向宪法委员会提出宪法诉愿。[13]《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3)认为在(1)和(2)的基础上，还包括涉及政治部门的组织及运营的基本事项(如两议院议员的惩罚及议院的议事程序等)。[29]法国传统上的立法程序是，国王通过某项法律后，要到巴黎高等法院登记，如果法院拒绝登记，则该法律因没有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而不能发生法律效力。

利害关系应当包括与案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及结果上的利害关系。(2)司法机关如果介入政治问题，其政治上的中立性将崩溃，司法的独立性也将不复存在。

因此，赋予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启动合宪性审查程序主体资格，实无必要。2007年，茅于轼、贺卫方等69名教授以公民的名义联名发起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法制部门提出《关于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公民建议书》。因此，由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机构也实际上是具体负责批准、备案工作的法制工作委员会及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在批准、备案过程中，主动启动对法规规章的合宪性审查，完全是符合逻辑的。[31][日]芦部信喜编：《讲座：宪法诉讼》(第1卷)，有斐阁1987年版，第326页。

(十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如果遇到国家遭受武装侵犯或者必须履行国际间共同防止侵略的条约的情况，决定战争状态的宣布。(5)五套审查体系未能统一。

如杭州市民潘洪斌就《杭州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提起备案审查建议。《立法法》、《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以下简称《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对不同启动程序中的启动主体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

由法律对国家行为的范围作出比较明确的规定，这是我国在国家行为制度上的特色。违法与合法中的法是指法律，判断违法与合法的基准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在违法与合法范畴，其最高判断基准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